醴陵“红色官窑”瓷藏识

湖南醴陵瓷的烧制历史源远流长,初始以粗瓷为主,其精瓷烧制主要是1905年湖南人熊希龄创办的“湖南瓷业制造公司”开创,同期开始试烧釉下五彩瓷。1915年釉下五彩瓷因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而享誉海内外。随着国内战争的影响,该公司于1930年倒闭,釉下五彩瓷停产。

建国后,醴陵瓷业生产逐步恢复,1954年醴陵瓷器公司(群力瓷厂)成立,釉下五彩瓷恢复生产并得到长足的发展。1958年起,醴陵瓷业的群力、国光、永胜、星火四大瓷厂开始为、毛主席生产国宴瓷、生活瓷、礼品瓷等,从1974年至1978年间因烧制毛主席釉下五彩双面“月季”碗等精瓷即后人称之为“红色官窑”瓷而进入鼎盛期。除极品呈送北京,其余略有瑕疵的均被当时的党政军领导及老干部收藏,极少有落入民间。八十年代起群力等厂衰落,八十年代末停产。随着收藏的升温,“红色官窑”瓷渐被人们所认识,约2000年前后恢复生产,其群力厂冠名“红官窑”。至此,各种仿制“7501”、“7801”“瓷”、“主席瓷”等营运而生,由于时间、原料、工艺与“红色官窑”瓷相近,而“红色官窑”的产量很小,比照物少,给收藏者增加了辨识的难度。

我对醴陵“红色官窑”瓷的藏识,源于我的家传。首先是我二姐的馈赠,其次是我太太的收藏,而我的藏识的跃升,则是2005年我岳母将家中全部醴陵藏瓷传予我,使我的总藏量达180余件之多。在这些藏品中,大多数的精品源于我岳父文革期间因身体不适在醴陵赋闲家居期间,群力等瓷厂军管会将烧制、毛主席用瓷时的瑕疵品赠与当地的老军人、老干部时,我岳父母有幸获得的。

在我诸多醴陵瓷的藏品中,尤为珍贵的是八只釉下五彩双面“月季”碗。该碗口径125㎜,足径48㎜,高60㎜,底圈足内置青花“中国醴陵”款。型色晶莹剔透,胎薄色艳,内外各绘三朵月季,均匀分布,且不重叠,令人一看即是瓷中绝品。这是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过82岁生日时,湖南省委安排醴陵群力瓷厂为毛主席专门烧制的。成品极少全部呈送北京。当时厂军管会赠送给我岳父十只“一提”,每只用方型草纸相垫,十碗重叠用草纸包卷,以草绳十字交叉系紧,置于竹方筐内。岳父母一直视为极品珍藏。岳父离休回广州定居,在家宴客时使用,客人对此碗赞不绝口,宴后,岳母即以两碗相赠,余八碗再不示人,后相续被我纳入藏中。此种碗2000年曾在香港见拍,拍价八万余元。

其次,也是1974年同为毛主席专门烧制的釉下彩水点桃花酒具时,用于出口的酒具一套六件。其中酒具分为:鸟鸣壶一件,高200㎜,倒酒时壶能发出悦耳的鸟鸣声;高脚酒杯四件,高52㎜;直边平底盘一件,直径178㎜;均署黑色“中国醴陵”中英文字母,套绘蓝色仙鹤。整套酒具绚丽高雅,水点桃花清新诱人,皆为瓷中极品,世中极其难见。只可惜酒壶盖在岳父家的公务员帮清理家藏时失手打碎,后请匠人配置银盖,但倒酒时再无鸟鸣。该类壶在2006年广州见拍一套,拍价三十五万元。

第三是1975年出访联合国时,由永胜瓷厂烧制的釉下五彩玉壶春瓶礼品瓷。该壶用彩凝重,画工硬朗,花鸟栩栩如生,壶侧署黑色“百花齐放”“永胜作”款。至今尚未在各拍卖市场见拍。其余尚有各种釉下彩及青花贴花加绘的胜利杯,及茶、餐、烟具,各种碗、盆、盘、罐、壶、缸、观音瓶、花盆等,不一而足。皆因时间久远,家居多次搬迁及馈赠亲友等,现存多不成套。仅有一套釉下五彩水仙茶具完整。时间均在1968年至1978年间。

我从收藏的醴陵釉下彩瓷中,认识到该瓷的主要明显特征有:胎细、釉白、彩凝重不透等。若以1958年前后区分,之前的胎厚重、彩色凝,釉尚不够白透。之后的尤以为毛主席烧制的胎薄,可谓晶莹剔透;彩鲜薄,晃若水点;釉色洁白鲜亮,令人爱不释手。在对毛主席瓷的辨识中,要注意醴陵制毛主席瓷与随后中央专烧的“7501”、“7801”相区别。

以1974年的釉下五彩双面月季碗为例,正是在此碗的基础上,萌发了景德镇研制釉下五彩“7501”及其醴陵再制“7801”的。当前,许多瓷评及收藏者将其混为一谈,是极其错误的。又如:在制该碗之前,醴陵瓷厂在为毛主席制釉下五彩时曾于1972年烧制的“红梅”碗,1973年烧制的“菊花”碗,及在1974年专烧制的“月季”碗之后紧随烧制的“芙蓉”碗,其器型、规格、重量相同。但“红梅”、“菊花”碗仅为外壁绘花,内壁洁白无花;只有“月季”碗与“芙蓉”碗才是双面绘花的。其包装也是在烧制年包装,十碗“一提”(如前所述)。因后人称颂四碗为“主席用瓷”四季花卉喻“春”、“夏”、“秋”、“冬”碗,仿制者误以为是四碗同期烧制且四碗一包装。更有甚者,惊于双面“月季”碗超艳脱俗的精湛工艺,弄巧成拙地将“红梅”、“菊花”也制为双面花碗。而且当时的醴陵制“红色官窑”,多为“中国醴陵”、“中国国光”、“中国星火”、“湖南醴陵”等款,也有中英文款的。而不似后人制的“××监制”、“××用瓷”等。若不是亲历醴陵瓷的收藏过程,家中不拥有可比照的“红色官窑”瓷,要能准确辨识,是有难度的。我有幸藏有上述“红梅”、“菊花”、“月季”碗,及一批“红色官窑”瓷而深感欣慰。特书此文铭记,并告后人。